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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工員的Morning Call案主自殺了… 

【聯合報／林巧翊／社工員（台北市)】 2007.01.17 02:45 am

早上接到電話，我的一位案主割腕自殺了，心頭一緊，與案主互動的過往畫面快速浮現，直到確定案主平安無事才稍稍放心，趕緊到醫院去探視案主，穩住家庭能繼續運作。 

下午另一位憂鬱症的單親爸爸來訪，扯開衣領，告訴我他每天因為討厭自己都會用拳頭搥自己胸口，或是用鑰匙用力戳傷口，胸口已經瘀青紅腫一片，這名爸爸甚至想用汽車廢氣自殺。我陪在他身邊，希望提供他一個心情的出口，但是當爸爸問：我半夜心情不好，想找人說說話的時候，可以打電話給你嗎？忍著擔心的心情，還是只能委婉地說明工作上的限制，拒絕了爸爸的要求……

我，是一名社工，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。

這些是平常與我互動頻繁的個案，但是他們似乎總是遊走於生命的邊緣，讓我膽顫心驚，恐懼有一天他們會拋下孩子，造成遺憾。更何況還有許多其他六七十名個案，可能平常無法花太多時間去陪伴的，每一個個案都有著自己家庭的問題，但當每個個案都苦苦哀求要我們幫幫忙的時候，時間要如何切割？情緒要如何轉換？

我們這群小社工可能出於一些執著、一些熱情與一些想幫助社會的傻勁，進入這個行業，而進了職場之後，深感我們的工作是一連串、不停歇的搶救，永遠與時間在拔河，希望搶救生命、搶救家庭，每個人身上宛如背負了救贖的十字架，只要個案一有風吹草動，我們就要背負起幫忙解決的壓力，這真的是「生命不可承受之重」。

一連串的新聞事件，從「一家六口，五人跳成美橋尋短」、「孤女小君」，到「嬸婆虐死三歲男童」，一時之間「冷血社工」、「麻木不仁」的標籤甚囂塵上，我們成了眾矢之的。短短一個月內，幾乎所有案件都被列管。過去高度重視兒少弱勢保護的我們，現在連沒有意願求助的成年人也不能掉以輕心，也被三申五令要儘量多花時間傾聽個案內在障礙、多訪視現場，避免又成為下一樁新聞事件。

看著社工「小如」的自責與落淚，我們心有戚戚焉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「幫兇」！

過去高喊人力不足，現在雖然增加了人力，然而隨著社會問題日趨複雜，我們的工作量不減反增，「高風險家庭」、「大溫暖專案」、「六歲以下低收兒童訪視」等等，為了鋪下綿密的社福網絡，搶救每一個可能受苦的孩子，我們背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期待，每個案幾乎都希望我們七十二小時或在時限內立即處理。接案之頻繁與複雜，早已讓大夥吃不消，如今一連串的指責，更讓同仁們士氣低落，深怕少了一通電話、一個關懷問候，案家就出事。

父母與朋友甚至告訴我，前方道路這麼險惡，不如趁個案還沒有出事前，趕快離職…我想問，當初秉持善良初衷的我，怎麼會遇到這麼多的困難？我所堅持的路，如今卻感覺令人容易動搖？

家庭問題，家人有著最重要的責任。當然公部門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，然而社工不是萬能，也不是救世主，一個家庭問題往往需要眾人的承接才能順利的解決。我們在實務上常常需要志工、熱心民間單位與民眾共同的合作，才能多一雙眼、多一雙腳，建構更確實的安全網，因此請大眾多給社工一些支持，也請共同加入保護我們孩子的行列，不要讓第一線奮力救援的社工再次折損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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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.01.17　 中國時報 

社工體制不健全 誰來正視  王秀燕/台中縣（社會局局長）

    「痛，是現在唯一的感覺！……如果我不要只相信眼見為憑，而我對每個案件的投入都已有一些感情，每天面對每一個案、每一種服務方式都是抉擇？…我太在意經營一個照顧者與孩子關係的維持，此次教訓已成為我人生歷程再也無法抹去的傷痕……」這是這幾天熱門議題黎姓男童遭虐待致死案件，第一線社工員在重大兒虐評估檢討會，所坦露心裡最深層處的心聲。當社工面臨崩解，它成為高風險行業，也不足為奇，再不正視這個問題，連滅火都來不及！ 

    中央不斷推出的各種政策出發點或許良善，但萬萬沒想到最低層執行的人消化不了，以台中縣為例，一年的兒童保護通報案件近一千件、非兒保案件二二○○多件，這些尚未含中央新推出的政策（大溫暖、高風險計畫都要求有處理時限）。每個社工的平均服務案量至少有七十二件，這個負荷只有身歷其境，加入這場遊戲當中的人才知道。 

    社會結構面，是另一個更值得重視的問題。已婚的人因外遇將小孩遺棄，竟有人說：「被社會局安置，放心了！」有些媒體更忽視可正面的教育引導功能，如層出不窮的未婚生子都不用負責任，政府還鼓勵並制定各項補助？ 

    我們得承認我們的渺小，因此，有志人士請一起來診斷，加入正視這些問題行列，更希望也給於基層社工一些支持，讓她們有支持下去的理由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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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.01.17　 中國時報 

又走了一個小孩之後  陳宜珍

    逃過邱小妹妹醫療人球案可能面臨的責難，社會工作人員終究躲不了黎小弟弟受虐致死，疏於介入處遇的人道、專業、行政責任。筆者無意替當事社工開脫責任，然而，基層社工不應成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缺乏擔當，以及地方首長政績和選票考量下的代罪羔羊。台中縣的黎小弟弟不過是冰山一角，其他暗夜哭聲不知凡幾。 

    即使不與西方福利先進國家或日本相比，單相較於香港每一位社工服務九百個人來看，我國社工人力偏低是不爭的事實。根據研究粗估，我國公、私部門社工人力約有七千多人，亦即大約每位社工平均必須服務三、四千人。人力不足，導致每個社工的案量過高，而產生服務順序的排擠效應。每個社工身上揹著七、八十，甚至是上百個案主／家，應該被解決的就是會有立即可見生存危險的案主。 

    而地方政府千篇一律的說詞，不外乎財政困難，沒有足夠預算聘任社工，或祭出政院人事行政局對組織人力總額管制的規定。諷刺的是，再怎麼窮的縣市，都可以花個數百萬、甚而上千萬舉辦跨年；每次新任縣市長上任，屢屢傳出社工以聘僱契約到期而被迫離職。而基層社工則必須扛起沈重的案量，自行面對執行公權力時被案主與加害人恐嚇、騷擾、辱罵等不堪，以及執業過程中所產生的替代性傷害。 

    大部分社會福利機構的薪資報酬，幾乎難以聘用經驗豐富的社會工作者，尤其是越往中南部地區。每個月不及三萬元的薪資報酬，為數極多的機構甚至不提供勞退，又得面臨職業風險急遽增加的事實，社會工作者在老年之後，甚至都可能成為低收入戶的窘境下，人力不斷流失，社會福利機構也永遠都是新兵訓練中心。此現象當然與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限制，且仍極度依賴政府補助和方案委託有關。 

   新自由主義當道，強調政府小而美，公部門人力不足成為趨勢後 ，多數方案以公辦民營或方案委託方式交由民間機構辦理，免除人事設備維持等相關費用。然而，政府對待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態度，只是在口頭上喊出所謂的「伙伴關係」，事實上卻把民間機構視為社會福利的後備軍。在提供給民間機構的方案委託預算中的人事經費，更是極度不友善。 

    民間單位為了機構生存，在聘僱社工時，受限於經費不足，只能將對象鎖定在年紀輕、年資少的新手社工。多數機構將應徵對象的年齡限定在三十歲以下，標準稍寬鬆的則在三十五以下。試想，一個從小可能在相對平順的環境中長大，獲得社工學士或碩士學位的孩子，在面對最黑暗的社會現象與最弱勢的族群時，單只訴諸專業訓練，都可能迫使這些新手社工提前出局。這也是每年全國可培養出二千三百多位社工新鮮人，但全國各機構依舊缺人的可能原因。 

    地方自治條例原旨在於尊重地方政府的權力，卻成為中央與地方在福利政策與社工人力政策相互推託的藉口。中央因為首長更迭不斷，福利政策的新陳代謝隨之增加。而新政策實施所聘用的社工人力，便得面臨上半年可能有工作，下半年工作可能就不見了的不確定性。 

    大溫暖和弱勢兒保社工的聘任便是例子。大溫暖的社工被告知，計畫沒了，工作也就結束。弱勢兒保社工在第一年還有中央政府挹注地方政府七十％的人事費，第二年之後，地方政府就自行想辦法。社工的前途維繫在政府搖擺不定的政策中。 

    這些年來，家庭組織出現結構性的大轉變，傳統鄰里守望、家族互助的功能不再，濟貧也不再是社會福利的主要工作內涵。後工業社會的不確定性，風險社會的來臨，社會問題的多元與複雜程度等，讓社工不再只是一廂情願的有著耐心、愛心和專業知能即可被演維持社會公義的角色。如果各級政府仍舊推諉塞責，民眾只能自求多福。 

    社會大眾可以在走了一個邱小妹妹或黎小弟弟或任何一個叫得出、叫不出的小孩之後，對社工的良心與專業發出質疑和指責；可是，如果不能面對問題對症下藥，又如何能有效防止未來悲劇的發生呢？ （作者為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係博士生，台灣社工專業人員協會副秘書長）